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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晚 臣妾退下www.nofashion.cn

 
 
 
 
 

日志

 
 

爷爷  

2009-12-29 06:12: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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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8日,上午10点,我像一头醉生梦死的猪倒在前一天晚上麻将的疲劳里,父亲的电话把我叫醒,六十岁的他在电话的那头哭得像个小孩,告诉我爷爷老了。我的冷静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虽然在来广州的六年多里我曾经多次地预想着这一刻的到来,但此刻的我连一点人性都没有,只是告诉父亲我订机票,马上回来。其实我还想说些什么,我想安慰一下父亲。男人如老狗,从我懂事以来,每一年我跟父亲说过的话可能都不上十句,从来不曾打过电话。

挂了电话后,我给燕子打了电话让给她帮我订了下午四点的机票,虽然悲伤的情绪还没有完全袭来,但已经睡意全无,批了一件外套起床。在沙发上愣了片刻,拆了昨天送来的书的包裹,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躺在最上面,撕掉了上面的塑料皮,翻开了前面的序言:奔丧。我一下子就被击倒了,狠狠地战栗了几下,天很阴冷,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选在这一天,选在这样的天气,选在这本书。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一千多公里的距离把所有的情绪都阻挡在这萧杀的寒冬中。

阎连科的父辈和爷爷岁数相差无几,出生在辛亥革命早期结束、五四革命的1919年后的十年里,分别是两个贫穷的大省,河南和安徽的农村,他们的人生如出一辙。抗战、内战、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中国历史上最苦难的年代,他们都曾承受过。

我出生的时候,生活已经好转,分田到户,家里已经可以靠自己的责任田勉强糊口有白米饭吃。所有的长辈都说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然在闭塞的乡村他们当然这个新时代黑暗甚昨,但是能吃饱饭,对于战乱挨饿了大半辈子的爷爷来说当然已经是最幸福的了。而关于我为出生前的家族历史,翻来覆去从奶奶那里听来的也都是那几件老生常谈,不过每一件事情都代表着一场大时代的缩影。

早早许配给爷爷的奶奶在十七岁那年就来到我们村,估摸着应该是最惨烈的40年代头一两年,因为怕不幸死在乱世,女方一定要跟着南方跑荒,生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但是抗战并没有影响这个远离战区的乡村。即使在日军占领合肥的时候,听我下乡做知青后来嫁给一个伯伯并在乡村做教师的伯母说,她的父亲在安徽农业大学为日军烧锅也没有受到多少欺负。那时的爷爷在镇上的集市有一间铺子,自己酿酒卖,时常夜不归宿,奶奶总是在城门关闭之前摸黑踏着石板路,循着牌九的声音在其他的铺子里把他拉回家。这个乡村主要娱乐手段的牌九在1949年前终于如愿地让爷爷输掉了所有家产,剩下的几个破裂的大坛子经过泥密之后成为我们小时候每年过年储存用米做的糖果的工具。奶奶在我小时候总是不断数落爷爷的败家,但末了总是庆幸幸亏输了家常,要不然资产阶级地主的帽子在后面的二三十年可有他受的,这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一件便是59到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家乡把它称为“艰巨”,那期间的苦难由则能用艰巨一个词来形容。多年之后读《定西孤儿院纪事》和《夹边沟记事》,与书中相同的饥饿和死亡场面都曾在夏日乘凉的打谷场上听那些老人们不止一次的不经心聊过。爷爷因为突出的算术和算盘能力,在那几年当过一阵村长,天性胆小的他并没有因为这个职位给家里带来丝毫好处,反而为其所累,但奶奶背着蛇皮袋在夜里偷回南瓜和扁豆的时候,拍着大腿,连连“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怎么能偷呢”地数落奶奶。读过几年私塾的爷爷一定不会想到,生存会把一个人逼得忘记了所有的耻辱。在村子里的懒人和胆小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饿死的时候,奶奶和全家靠着偷来的东西活了下来,爷爷的哥哥和嫂子跟爷爷和奶奶共住一间屋的两个厢房,虽然他们也偶能尝到奶奶偷回来的食物,但无奈他们的子女要多于爷爷的子女,一方面让给孩子吃,一方面自己不愿意偷,最终饿死在床上。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后来考上了张治中创办的黄麓师范,可惜后来也辍学,落差的打击让他的脑筋除了问题,迂腐老好了一生。偷回来一条命的奶奶在40多岁生下姑姑,并成为了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后来还帮助我们姐弟三人顺利地进入城市,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奶奶也不曾想过还能看到这个老姑娘长大的一天,可如今姑姑的女儿已经考上大学,跟我在一个城市。

苦难的日子对于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永远都没有一个尽头。文革的杀戮虽然不如城市里那般惨烈,但在农村也决不是毫无声息。在我小时候奶奶经常跟我说得另一件事便是与此有关。70年代每家每户的堂屋都挂着毛主席像,有一天爷爷去浇粪,扛着个粪瓢经过堂屋,高高翘起的粪漏正好顶着主席像擦过,而这一场景真好被“追求进步”的屋前的一户人家的老奶奶看到,于是便告到了村里面,决定批斗。老实的爷爷,没有办法,因为他一着急说话就不清楚,而以他的胆量也根本不敢说什么话。好在总有好人,奶奶找到了爷爷曾在当村长时候的同事,现在的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爷爷是个老好人,绝对不会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尊重。奶奶也狡辩说这样的事情根本没什么,“难道你还不在家里堂屋放屁,你对着毛主席放屁算不算不尊重”,说的那个高密的老奶奶哑口无言,就是凭着奶奶粗俗的理论和大队书记的求情,爷爷又顺利躲过一劫。

从输掉家产,到做一个懦弱的村长,再到躲过的一劫,三件事情给爷爷定了性:一个胆小没用的人。他不但不能庇护他的妻小,反而成为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以后的事情,爷爷也一直背负着这样的性格,只是生活在慢慢变好。

我出生的前几年,父亲已经是一个木匠的好把式,四乡八里的帮人修犁打耙赚点小钱,也没有做田那么累。也真因为如此,他认识了我的母亲,后来有了我。母亲在小时候一直说我们姐弟三个不如父亲聪明,要是父亲能读书一定前途无量,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姐弟三个读书好的名声已经传遍真个镇。但是对于母亲的话,我是相信的,我读初中的老实就经常提到我的父亲,他说父亲在没有学到勾股定理这一章的时候早就能证明这个定理了。这个杨老师也曾经教过我的父亲,当我把这样的赞扬告诉父亲的时候,他不屑地说那个杨老师经常教的简便方法还不如他的算法简便。而关于这样的赞扬,后来在姐姐那里也听到她的老师也如此表扬过父亲。在母亲表扬父亲的时候,我总是用,要是父亲考上了大学,哪还能认识你跟你结婚这样的话来噎他,母亲总是傻傻地笑,说,也是也是,那也没有你了。这样的轻松在母亲刚嫁入家门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起,这些年过年回家每每聊起往事,母亲还总是数落:我加入你们唐家的时候,家里就有一个柜子,还是因为你爸爸是木匠,打开柜门什么没有,就有一堆老鼠屎。确实1976年的家里还需要挨家挨户的借米吃,母亲结婚时候的几件衣服和枕巾床单都是借来大伯家女儿的嫁妆零时用的,过了几天又还给了人家。这样局面的造成无疑和爷爷又有关系,因为他的性格也同样体现在做田上。在别人家都开始施肥的时候,他看着秧子长势还好就总不愿意买肥料,即使买也总是买一点点散,等到秧苗的那股劲没有的时候他才又撒一点。小气是爷爷的又一个特点,所以结果就是产量总不如别人,而家里的人口有不如别人多,男丁就更少。而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喝茶,锄一趟地或者捡一趟棉花之后就要坐在田埂上喝半天茶,我想这些都是他在开酒铺时候养下享受的坏习惯。在我小时候也亲自见过这样的场面,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他喝茶的时候总是捻几片叶子放到杯子中,然后泡一开倒了之后再捻几片放到杯子中,再泡。跟他种田浇化肥的方法如出一辙。这样的小气,非但弄错了方法,也在想节省的时候偏偏在浪费。这个习惯也伴随了他一生。

小气的性格本已让困难的生活更加窘迫,再后来更引起了家庭矛盾。我真正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城市做木匠活,只是每年6月份“双抢”两季稻手种的时候回来帮半个月的忙,以及过年的时候回来两次。农闲的时候,母亲便跟那些丈夫同样在外做手艺的小媳妇们玩纸牌。那些闲来无事的村里人摸准了爷爷的性格,便总是制造事端,告诉爷爷说你家媳妇又输了多少多少钱,爷爷便心有不甘,儿子在外拼死拼活挣钱,却让媳妇在家舒服还输钱。于是在母亲玩纸牌的时候,爷爷总是能找到地方,在一旁监督看看母亲究竟有没有输钱。可想而知母亲的尴尬,农村人也是要面子的,况且都是在一帮媳妇面前,别人家的媳妇在家里为虎为伥,而母亲却如此窝囊,她当然不干了,于是便不断地争吵。后来终于忍无可忍,在我虚三岁,两周岁那年跟随父亲外出打工了,一方面给父亲做饭,一方面偶尔帮父亲一些小忙。当然,后来听母亲说过的原因不尽如此,因为父亲在外面饱一餐饿一顿,更重要的是父亲也是一个爱赌博的人。经常帮人家干活,在人家打麻将,后来把工钱全部输掉了,木匠活等于白做了。也许这才是母亲决定跟着父亲一起做木匠的真正原因。对于母亲和爷爷的争吵,奶奶总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协调作用,她总是把爷爷一顿臭骂,儿子赚钱不给媳妇用还给你这个死老头子啊,她把钱输光了又关你屁事。家族的大半生都是靠着奶奶的睿智顺利的走过来了。

走了一个劳动力,田并没有少做,而且还要带两个正在上小雪的姐姐和一个需要天天背着的“惯宝宝”,奶奶的重心更多地从种田转移到家务上来,爷爷便更多地承担着种地的任务,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都过了六十岁了。要知道在旧社会,这个年纪的人早已两腿一身舒服地躺到了土里了,而爷爷和奶奶却一直做田做到爷爷去世前的前三年。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无需他们再做田了,但做了一辈子的田始终割舍不下,也正是这一切透支了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在这一两年里,爷爷从精干的小老头一夜之间衰弱到连走路都直不起腿来,要是早几年不要种田,也许他能够活得更久。苦难的命运莫不如此,这个国家的人命贱得不值一钱。

作为三代单传的男丁,我这个被宠坏的人没让爷爷在做田的劳累之余少受更多的苦,如今想来的两件事,即使用作孽也无法完全描述我的罪恶。父亲和母亲做木匠赚得钱终于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给家里盖了村里的第一栋平房,他们想着这个儿子要是没有一个好前途,以后也可以籍此取一个不错的媳妇。因为是平顶房,所以每年的稻谷收割完毕以后就不用拉到打谷场上晒干,而是直接在平顶上晒,从平顶上把装好袋的稻子滚下楼梯成为我发现的一个不小的娱乐项目,爷爷却为此造了殃。在一次不知情况下,他自己把袋子一个个放下来,而我却大哭大闹,爷爷又不得不背起一袋袋稻子努力地爬上楼梯,然后让我滚下来。我知道爷爷会原谅我,会很高兴地见到我破涕为笑。但是今天想来,我也许永远都无法原谅我自己。爬楼的经历也许可以让他多活一两个月,等到过年的时候睁着眼睛看我最后一面,他无时无刻不在念叨着这个不肖子孙。我的淘气并不仅于此,即使在我上初中之后,依然恶劣。家里养的一只公鸡,不幸得了病,爷爷起早上街把它卖了,起床后的我不见了这只公鸡丧心病狂地在地上打滚不肯上学,因为这唯一的一只公鸡是我踢毽子用的鸡毛的全部来源。无奈,爷爷在回来之后不得不上街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另外一只公鸡,我不知道一贯小气的爷爷,在上街的路上想这这件赔本的买卖是如何的唉声叹气和痛如割肉,但他还是带回来了一只公鸡,只有这个最心爱的孙子才能让他做让他最痛苦的事情,而且是笑着做的。

在爷爷日渐衰老的最后十几年,我正好离家进城上高中,上大学,离开家乡千里之外的广州工作。在最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只有他和奶奶两个人在寂寞的乡村相互依偎,一天一天地撕着日历盼望着过年的那一个星期。而在过年的那一个星期,他也只能不断地重复着,在单位要尊敬领导,要团结同事这样的古董话。也许,这也是唯一让他安慰的事情,看着子女和孙辈们都能在城市里安居乐业,而他自己却总不愿去打扰,即使偶尔早上去,晚上也一定赶回家,他还惦记着他养的那一窝鸡,因为在冬天要让奶奶宰了,腌上,让姑姑和父亲带到城里吃。

时间的残酷是无法接受的现实,小时候在路上,总能被人认出那是“凡老”的孙子,因为爷爷的名字里面有个“凡”字,后来跟爷爷一起上街,总能听到爷爷被别人称为“那个三个孙子都考上学校”的老头,这个时候爷爷总是骄傲地笑,这个爷凭孙贵的老头在这个时候是最高兴的,因为别人总会加上一句,这三个孙子考上大学都是在他和奶奶两个人的看护下成就的,而不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看护下成就的。这样的瞬间总是能让他忘记八十多年的劳累,那些曾经的艰苦在此刻都化为乌有。

回到姑妈家,已经是晚上八点,下着雨,我不止一次地踩到水洼里。来行情的客人在简陋的灵堂前打麻将,我打了招呼,父亲站在一旁,我喊了声爸爸,看到他的鼻梁附近红了一片,后来听妈妈说是又哭又揉破了,可能细菌感染。然后进了爷爷和奶奶的房间,奶奶靠在床上,也看不出悲伤,咬着指甲。陪奶奶说了一段话,知道了大致情形。爷爷去世的前几天自己也有所感觉,问奶奶要不要把还在老家的两个堂伯伯叫过来商量一下以后埋在老家还是城里,他肯定知道那些在城里的儿孙们不可能频繁地回家为他烧纸钱,他也肯定不想麻烦这帮儿孙们舟车劳顿老远跑回家,而落叶归根的想法又让他想埋葬在生活了八十多年的土地里。而奶奶和姑妈家里的人并没有察觉出这是死亡的信号。两年前,终于熬不动的爷爷放弃了做田,搬到唯一还是农民的子女姑妈家里。迅速的衰老,让每一个冬天都是老人们的鬼门关,而爷爷只熬了两年,也许他觉得这样更加舒坦,或者如奶奶和姑妈姑姑说的,他不想再难为奶奶了,因为每天晚上奶奶都要起床为他装水焐,拉他起来扶着他解手,对于和他同龄的奶奶来说,这也是一种艰难的消耗,也许他觉得自己的死亡对于奶奶来说也是一种解脱,这个老实小气的老头也许在弥留的片刻还在为他人着想,他卑微的一生除了把我们三个孙子抚养考上学校,做的另外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2009年12月8日,已经躺在床上差不多一个月没有起来的爷爷突然爬起来了,告诉表姐要吃饭,和之前叫两个伯伯来商量后世,这已经是第二次的信号了,而且比第一次的信号更迫切更强烈,吃完饭之后,他有躺上了床,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了。一直念叨着父亲的爷爷,在这一天终于盼来了父亲,姑妈一直打电话给父亲说爷爷想他,父亲正好要从巢湖回合肥顺路来看看,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而爷爷却没有睁开眼看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和姐姐说,这也许是父亲哭得那么伤心的原因。在父亲的哭泣中,姑父叫来了医生,医生宣判了他的死亡,然后便是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爷爷的去世,算是喜丧,吃饱了饭,所有的子女孙子都回来见他最后一面,其实在十二年前,他已经在鬼门关前捡回过一条命。那时候我正在上高中,爷爷有胆囊炎,在一天痛的不行的情况下被伯伯送到城里医院,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也回来了,跟姑姑熟悉的医生也让全家准备着后事了,但是爷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手术后的昏迷状态下,他迷迷糊糊地说着三件事情,一件是做田,一件是赌博,另外一件就是我考大学,正是这三个愿望让他还保留着对生命的渴望。而如今他已经无力做田,也没有人跟这个坐都坐不稳的老头打麻将了,而我也考上大学工作六年。他没有了对生命的眷念,活着成为了一种负担。

三天之后,上山,忙作一团,全家人都劝奶奶躺在床上,不要起来。但她却挣扎着其他,听不进任何人的话,把我拉到身边,嘱托着该把爷爷的旧衣服都带去烧了,头七的时候要如何祭奠。在全部亲戚都在吃饭的时候,奶奶拉开盖在爷爷身上的床单,让我多烧点纸钱,嘴里喃喃自语,这一辈子服侍得他也不错,也算是对得住他了,直到这一刻我没见奶奶流一滴眼泪,我不知道她承受的悲伤有多大,这个跟她一起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人马上就要化为灰烬了,她怎能不伤心呢?

爷爷出门的那一刻终究是到来了,大姑父和姑姑都把奶奶往房间推,怕忙乱中碰到她,她用了全身的力气摆脱了他们,站在灵堂前就不走。我拉了一块小板凳让她坐下,终于,开始有人抬起了爷爷,奶奶哭了,三十年来,我第二次见到奶奶哭,而见到的第一次哭却又是因为我的不肖,也许这要等到她去世的那一天我才能写出来。

在去火葬场的车上,我终于痛快地哭了一场,没有声音放肆地把以往所有对爷爷犯下的罪恶释放出来。在爷爷的骨灰盒被安顿好之后又回了姑妈家陪了奶奶两天,头七的那天又回到城里和姐姐父母一起拜祭,妈妈哭着爷爷对我们姐弟三人的抚养恩情,这些天一直没见哭的二姐也终于哭了。小时候二姐最不受宠,可以说是一个多余的人,她的吃的完全是靠自己抢回来的,被公认为三姐弟中天赋最低的她能考取学校也是靠着超乎我和大姐的百倍努力得到的,她的坚强和冷静本可以让她不留一滴眼泪,但是在这一刻,那层自我保护的铁门也自动地敞开了。

爷爷的去世,让全家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温馨时光。他走的安详,好人有好报。

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说父亲的去世就像一堵墙豁开的口子,总有一天这堵墙会全部倒下,那么罪恶的想法就是爷爷也许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口子,这是不得不面对的即将事实,但是我想在这个和睦相处的家族,每一个人都会苦苦支撑着这堵墙,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他们都将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愿那些苦难的好人在天堂安息,愿爷爷在天堂安息,我会时常想念你。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晨 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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